大文学

第四章 旅行与创造（第2页）

后来，在跟中东地区相关的工作事务上，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富豪艺术家的合作邀请，还收到了来自宏伟的音乐厅的演出邀请，甚至还被委托创作由中东地区投资的动画电影的音乐。可惜的是，因为病情，我没能够实现这些合作。

不喜欢旅游的性格

回想起来，2013年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旅行。从很久以前开始，音乐家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奥地利出生的少年莫扎特前往当时欧洲的音乐中心意大利旅行是众所周知的，而出生于德国的巴赫虽然从未访问过意大利，却一直对远方的那片土地魂牵梦绕，为此还模仿意大利式作曲风格创作了《意大利协奏曲》。巴赫对德国以南的这片土地一直有着向往，虽然从未踏足，但对异国情调的渴望仍然成为他创作的动力。

音乐家和旅行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原因当然是演出活动，在作曲家海顿生活的18世纪，演出活动的系统就已经确立。众所周知，海顿曾长期在匈牙利贵族埃斯特哈奇宫廷中任职，直至后来英国的演出经纪人注意到了海顿，向已经年老的他抛出橄榄枝：“请您为伦敦管弦乐团的演出创作新曲吧。”海顿接受了他的请求，分两次创作了共12首“伦敦交响曲”。当时英国的市民阶层快速兴起，这场音乐会并非为了贵族阶层，而是为伦敦市民举办。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海顿也随之声名鹊起。可以说这就是现代音乐演出活动的起源。

虽然与我上面说的看起来有些矛盾，实际上我非常讨厌旅行，尽管在旅途中我可能会从目睹的事物中获得灵感。卡斯滕年轻的时候学过建筑，我跟他一起举办巡回演出时，只要有休息的时间，他就会跑出去参观当地的建筑，我基本上都会闷在酒店的房间里。当然，有时候卡斯滕也会邀请我一起出去玩。

我曾经为了宣传专辑去过葡萄牙，在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时我独自在葡萄牙逗留，某天，当地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大早亲自开车带我在城里游览。当然，我也知道他是出于好意，便勉强跟着他出了门。在参观了几个所谓的旅游景点，一起吃过午餐，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时——正值下午三点——遭遇了堵车。我们的车在路上堵了好一阵子，完全没有前进的迹象。我的耐心被消磨殆尽，积累了一整天的压力爆发了——我打开车门，大声喊道：“我恨观光！”[8]然后就步行回了酒店。那位工作人员简直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

在我离开葡萄牙的那一天，这位工作人员特地赶来送我，还向我低头致歉：“这次我没有征求坂本先生的意见就擅作主张，真的非常失礼。”他还递给我一瓶高级红酒赔礼。我反省着自己的不成熟，也理解他是出于百分百的善意才会带我去观光，于是一边说着“是我没有解释清楚，非常抱歉”，一边接过了那瓶酒……一瞬间，我手滑了，红酒连瓶带酒砸到了地上，瓶子碎了，机场大厅的地板顿时染上了红色。空气中弥漫着红酒的芳香气味，显然这尴尬的气氛已经无法挽回。看着哭丧着脸的他，我想我真的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白南准与约翰·凯奇

2013年4月，我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白南准大型回顾展纪念活动。自从念高中时在《美术手帖》上知道白南准，他对我来说就是偶像一般的存在。我特别喜欢他用小提琴创作的作品，比如Violin with String这件作品是在小提琴上系上绳子，艺术家本人在关岛街头像遛狗一样拖着小提琴走，而作品One for Violin Solo则因为捕捉了小提琴被敲烂的瞬间而闻名于世。在那天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中，这两件作品融合在一起，藏在小提琴内部的小型麦克风和摄影机，将乐器“主观”视角所呈现的崩坏瞬间的声音和影像，投射在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很尊敬白南准，直到1984年才有机会结识他。那一年，白南准的个展在东京都美术馆举行，我去探访正在布展的他。当我走向会场，他也从对面向我走来，说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论语》中的句子，伸出手来拥抱我，让我很感动。白南准是在日本殖民韩国时期接受过日语教育的那一代人，他自己也曾在东京大学读书，日语说得非常好。自那以后，我们变得十分亲密，我多次拜访过他在纽约SOHO区的工作室。那间工作室在一栋破旧的建筑物的顶层阁楼里，卫生间没有门，冬天去的时候，雪花穿过天花板上的洞飘进工作室。我还记得随行的浅田彰看到这一幕感慨道：“这里就是真珠庵啊！”

我曾经跟着白南准去拜访过约翰·凯奇。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我对凯奇讲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说自己曾经在旅途中三次丢失行李，不巧三次都没能找回来，但他说每一次行李的丢失，都成了告别过去、重启人生的大好机会。凯奇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必为过往所束缚，舍弃过往的勇气反而至关重要，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虽然知道身为前卫作曲家的凯奇是一个“蘑菇狂人”，对蘑菇的着迷程度超越了普通的“蘑菇爱好者”，但当亲眼看到他家厨房里摆着的中式橱柜，以及上百个药品柜上排列整齐的蘑菇和草药时，我还是大受震撼。作为一名业余的研究者，他为蘑菇研究贡献了不少力量，还和友人一起参与创立了纽约菌类学会（New York Mycological Society）。据说凯奇喜欢蘑菇的原因之一是，在字典里“music”（音乐）和“mushroom”（蘑菇）是挨在一起的。他生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性取向。如果是在今天，我想他应该是一位“酷儿作曲家”。仔细想一想，蘑菇和其他菌类也都是非二元性别[9]的存在。

白南准和约翰·凯奇应该是在1960年认识的。当时凯奇去看白南准的演出，白南准发现凯奇来了，竟用手边的剪刀将凯奇的领带剪断并扔出窗外。2006年，73岁的白南准去世，纽约的艺术家们齐聚一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为了向这段逸事致敬，参加者中的数百位男性纷纷效仿白南准剪掉凯奇领带的举动，剪下自己的领带放进了白南准的棺木里。著名舞蹈家默斯·坎宁安也坐在轮椅上参加了葬礼，走之前还向我微笑致意。那真是美妙的瞬间啊。

在白南准去世9年后，他的伴侣久保田成子离开了人世，当时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如今久保田成子在日本也终于有了回顾展，逐渐为人所知。久保田还拍过一段名为Sexual Healing的迷人影像，记录了白南准晚年在医院里的生活。他们是代表纽约亚裔艺术家的非常有魅力的一对夫妇。

电影节的空间

那之后我的旅程还在继续。2013年8月底到9月初，我作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审访问了意大利。那一年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在6月突然给我发了封邮件：“我指定了你来当今年电影节的评审，所以你得来参加电影节。”对我来说，贝托鲁奇既是我的心灵导师，也是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他亲自拜托的话，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拒绝。电影节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评审们每天要看三到四部电影然后讨论，从20部影片中选出不同竞赛单元的获奖作品。

电影节的信息管理十分严格，评审在电影节举办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所有的活动路线都由主办方决定，在威尼斯机场下飞机，专用的豪华轿车早已等在那里。我们也不走普通旅客的通道，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接受入境审查。当我在威尼斯市区的一家餐厅结账时，服务员对我说：“坂本先生用餐不用付款。”评审的住所也是维斯孔蒂执导的电影《魂断威尼斯》[10]原著小说中主人公住的威尼斯丽都酒店——在这里，我受到了在日本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也感受到了整个城市对电影节的重视和敬意。酒店位于丽都岛上，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亚得里亚海。

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与贝托鲁奇共度一段悠闲的时光了。已经年过七十的他腰部不适，必须靠轮椅代步。一开始他非常厌恶轮椅生活，心情沮丧，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出门。如果看过年轻时贝托鲁奇的照片就会知道他英气俊美，实际上他也是那种十分注重外表的人。毕竟他可是从小就被父亲的好友帕索里尼[11]疼爱，总是被牵着手去看电影的人啊。因为他有过一段不如意的日子，看到此刻他愿意以评审团主席的身份再次现身人前，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他一定变得更加豁达了。

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空间。与外界隔绝，却又能在内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有密切的交流。这次来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我结识了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我的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12]。最初我们只是彼此随意地打了个招呼。四年后，我因为电影节再次到访威尼斯，在海滩上漫步时，突然听到有人喊：“龙一！”我转过头，蔡明亮就像意大利电影中的角色般奔跑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是一位已经出柜的艺术家，表达爱的方式很丰富。后来，我们还在台北见过面，我也为他的电影《你的脸》[13]制作了原声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