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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8章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第3页）

一名法令吏看完天幕，对同僚道：“天幕所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我秦律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策，看似不同，实则皆是为了整饬户律，明确家室，便于官府管理赋役、连坐。男女无媒而合，易生奸私，乱户籍，损国力。有媒妁官契（秦时民间婚嫁或需报备），则名正言顺，利于统御。”

另一吏员点头：“正是。且婚姻关乎财产继承、爵位传递，岂容儿戏私定？父母主婚，合乎尊长之权；媒妁为证，杜绝日后争讼。此乃安定之道。至于‘男女之防’，商君之法本就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之类条文，旨在改变戎狄之俗，强化男女之别、夫妇之伦。天幕所说后世理学之严，不过是将此理推向极端罢了。”

普通秦国民众，在繁重徭役和严酷法令之下，婚姻更多是组成生产单位、完成国家赋役任务的方式。“私情”的空间本就狭小，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接受度反而较高，视其为当然之理。但也有少数年轻隶臣妾或平民，在劳作间隙瞥见天幕，心头或许会掠过一丝对“邻村小芳”的模糊想象，随即被现实的沉重压力驱散。

**汉，长安，未央宫侧殿。**

汉武帝刘彻正与几位近臣议事，天幕突现，众人移步观望。看到“程朱理学”字样，刘彻略感困惑，因这是后世概念。但“男女大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内涵，他并不陌生。

“董仲舒，”刘彻看向以倡导“三纲五常”闻名的大儒，“天幕所言后世礼教于男女之别如此苛严，乃至需‘媒妁之言’方可通婚姻，汝之‘夫为妻纲’、‘阳尊阴卑’之论，是否已启其端？”

董仲舒肃然答道：“陛下，臣所言纲常，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男女有别，夫妇有义，自是伦常之本。然‘媒妁之言’，古礼已有，《周礼》设‘媒氏’掌万民之判。其意在防淫佚，正人伦，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至于后世执行或有过苛之处，乃时势使然，非立论之初衷。臣之《春秋繁露》，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重在确立秩序，非为禁锢人情。”

刘彻不置可否，转而问一旁的东方朔：“曼倩，你素来诙谐通达，以为此制如何？”

东方朔难得收起嬉笑，略一沉吟，道：“陛下，臣以为，礼法如器，用之贵在得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使婚姻郑重，免于轻率，亦使家族门户得其所宜。然若如天幕所示，苛至男女平日不得交谈，有情亦不可自通，则近乎窒塞人情，反易滋生怨旷与伪诈。窃以为，礼制当为疏导人情、安定家国而设，非为压抑人性而立。我朝去古未远，观《乐府》歌诗，男女相悦之辞犹存，可知圣王之道，亦重人伦之和乐。”

刘彻颔首：“曼倩此言，颇合朕意。礼法不可废，人情亦需体恤。婚姻大事，自当遵父母之命，有媒妁之证，以全礼制，定名分。然男女之间，亦需有合礼之交际，如乡射、社饮、节庆之时，使青年男女得见其仪容举止，父母媒妁亦有所观察依据，岂不两全？一味严防死守，反失‘风化’之本意。”他心中所想，是既要维护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以巩固统治，又要保持社会一定的活力与和谐。汉初去古较近，礼法约束相对后世理学时代，确实留有更多弹性空间。

**唐，长安，东西两市及曲江畔。**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男女交往限制较少。天幕所示内容，在多数唐人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甚至颇为压抑。

“哎呀，后世女子竟这般不自由？连与男子说句话都不成？”一位头戴帷帽、身着艳丽胡服与条纹裤的仕女，在侍女陪同下逛西市，看到天幕，忍不住惊呼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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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卖首饰的胡商笑道：“娘子说的是。咱们长安，上元、清明、踏青、曲江宴，哪次不是男女同游，士女如云？便是平日里，女子骑马射箭、打马球、逛市集，也是常事。若按天幕所说，岂不闷煞人！”

酒肆中，几名文人正在饮酒，话题也转到天幕上。

“程朱理学？未曾闻也。观其主张，将‘男女之防’抬到‘天下第一大防’的地步，实在迂腐！”一个中年文士摇头，“我大唐开国，气象恢弘，男女之别虽有，然重在礼敬，非在隔绝。女子才学出众者，可吟诗作赋，可参与社交，甚至有女主临朝（指武则天）。婚姻之事，虽仍重门第，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男女双方在定亲前，往往也有机会相见，或通过诗文书信略通情愫，并非全然盲婚哑嫁。”

另一年轻士子笑道：“正是。白乐天诗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是文学渲染。实际上，若非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如何能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叹？天幕所言后世情形，恐是理学大兴后之极端状态，非我大唐之风貌。”